我国信息经济发展提速 建议六方面提升信息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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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云计算和物联网的出现，第三次信息化浪潮正在到来，这使得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以信息生产力为标志的新阶段。

中国信息生产力阶段的历史机遇

随着云服务和物联网应用的扩展，以知识、协作、软件、服务和共享为特征的信息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明显。幸运的是，中国没有盲目跟随外国，而是面对国家重大战略和应用需求，形成了以应用为驱动的发展路线，这使得中国有可能占领该领域的系统创新、协同服务、基础标准等价值链高端市场。

人类社会正处于从工业生产力向信息生产力转变的过程中，竞争的焦点已经从硬件转向软件，从单机技术转向网络集成，从加工生产转向应用服务。中国拥有丰富的智力资源和优秀的软件后备力量，同时中国积累了更适合信息共享和合作共赢的长期社会文化。

中国一旦利用信息生产力阶段的后发优势，就会抓住历史机遇。

影响信息生产力发展的因素

以下五个主要问题影响中国信息生产力的发展:

首先，对信息生产力的重要性缺乏深刻的理解

信息服务业已经成为现代服务业的主要组成部分。有学者认为，中国仍处于工业经济的初级阶段，现在把发展高端服务业提上日程将“唱响制造业”；一些学者认为不可能有一个信息化的社会舞台。持上述观点的人在理解上有三个误区:第一，如果传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思维模式继续下去，资源和能源将难以支撑，生活环境将严重恶化。其次，他们忽视了“不同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如何生产和用什么劳动手段生产。”第三，人类的需求不会无限期地占据物质财富。通过交流、交易和交往实现自我价值将成为人类更高的要求。产品经济必须让位于服务经济，经济人必须被社会人所取代。

第二，现代服务业与工业制造业的关系没有理顺

我们必须树立一个新的重要观念:工业时代是制造业带动服务业的时代，而信息时代是服务业带动制造业的时代。历史一再证明，产业结构由重到轻，产品结构由粗到细，劳动结构由体力走向智力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专业化运输服务比企业自营运输系统具有更高的运输效率；信息集成和软件外包模式比各单位运行的信息系统和软件车间更能代表产业优化的方向。

第三，宽带信息承载能力发展缓慢

中国在模拟信息化阶段严重落后。交通运输和能源已成为影响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发展的三大瓶颈。在第二阶段，通信服务业和通信设备制造业都进入了国际先进行列。但问题是，在宽带信息化的发展阶段，中国的3g决策已经推迟了8年，三网融合的政策已经推迟了12年。宽带中国的国家政策至今没有出台，这使得中国的信息化再次落后。

第四，缺乏联合建设和共享的长期机制

要解决信息孤岛问题，应从技术、管理和体制改革等方面入手。信息网络代表着新的社会生产力，这必然要求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未来的信息社会应该是一个多方合作、共赢的社会，信息和数据共享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必要树立信息共建共享的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网络资源的共建共享，以顺应信息社会新产业链的分工趋势。

第五，缺乏全面的信息和通信管理组织

“十二五”期间，现代服务业被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重点。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信息和通信服务业至少应该有一个独立的监管或管理机构，如综合运输和能源部门。

提高信息生产率的政策建议

提高信息生产率的建议；

一是大力培育生产型信息服务业，走专业化分工之路

随着信息生产力的渗透，信息服务专业化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我国培育生产型信息服务业有三种途径。首先，在原有企业和行业信息化的基础上，选择成功的大型企业内部或行业信息系统，将其转化为面向第三方生产的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二是信息设备制造商主动承担企业信息服务环节，走从制造型向生产型信息服务业转型的道路；第三种方式是现有的it系统集成商和电信运营商与生产企业合作，承包生产企业的信息服务环节，最终与原企业脱钩。

二、重新定位公共企业基本信息服务的性质

鉴于基础网络服务的基础性、公共性和社会性，电信等基础信息服务企业应定位为准公共产品和公共企业。通过法律规制，可以超低、简单、透明的价格进行低利润运营，同时保留3-4个基础运营商进行异质、有效的竞争，所有运营商都可以享受国家公共政策和税收、公共资源、网站和社区准入等相应的优惠待遇。随着信息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各行业的信息应用平台将具有准公共性，应参照上述方案逐步纳入公共企业范畴。

第三，制定并实施国家宽带信息化战略

光纤宽带网络是信息社会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和核心网络，移动通信正朝着从3g到lte的宽带方向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开始制定国家宽带信息通信网络发展规划。然而，中国只有行业宽带发展战略，不足以支撑国家信息化的发展。

第四，建立国家综合信息通信管理机构

中国网络融合的主要障碍在于缺乏高层次的系统设计。当务之急是稀释行业和部门的利益，超越以信息渠道和媒体为核心的融合阶段，在信息生产力阶段泛网络融合的思维模式下，在“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背景下，建立“国家综合信息传播管理机构”。考虑到目前中国新闻内容的特殊地位，广播、电视和网络媒体内容可以暂时纳入大文化宣传部的监管范围，而所有信息网络设施、电台和非新闻媒体的信息内容都应由这个“国家综合信息与传播管理机构”进行监管。

只有在国家综合信息和通信管理机构的科学监管下，才有可能实施信息普遍服务政策和国家宽带信息化政策，为信息生产力保驾护航。

第五，国家制定信息通信法，建立和完善信息资源共享、信息普遍服务和网络信息安全保障机制

过去，主管部门起草的电信法草案越来越多地纠缠于行业和部门之间的利益，以致多次流产和搁浅。建议人大常委会直接组织起草小组重新起草《信息通信法》，将重点调整转移到信息资源共享和信息普遍服务机制上来。如果为了建立竞争机制而忽视共享服务的能力，建议建立信息普遍服务基金，完善云服务时代的国家信息普遍服务体系和机制。

第六，创新信息安全管理模式，建立基于平台的治理机制

网络信息安全需要三个层面的治理机制:一是技术层面，二是法律层面，三是道德层面。但是，过分依赖技术手段和行政手段，必然会导致“路一尺高，魔一尺高”的死胡同，最好的办法是将技术、法律和道德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基于平台的治理模式。利用各种公共信息服务平台，通过实名制、诚信记录和网络监督，形成一种非正式约束的“软法律”。平台企业有治理网络信息安全的内在动力，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与执法部门共同承担确保网络安全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