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文：好主意的社会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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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公司的领导人或年轻人经常抱怨创新真的很难。首先，很难想出一个好主意或者听不到。问原因，否则员工素质低只会抄；或者业务压力太大，无法思考和学习；或者中国的社会环境不适合创新。

胡勇教授翻译了一本书《未来是湿的》，并介绍了美国社会学和商业界的一篇著名论文。这些朋友读了之后可能会发现一些更可靠的解释。这篇文章发表于2004年，题目是“好主意的社会起源”，作者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和商业学院教授罗纳德·伯特。二十多年前，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伯特是我的导师。他喜欢用长句和奇怪的词，他的文章不容易读。此外，他擅长的社交网络分析和统计方法让那些没有在课堂上接受过培训的人读起来不知所云。我试图用通俗的语言总结他的发现，供你参考。

一些美国大公司经常邀请伯特教授担任顾问。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跟随他为苹果和ibm做社交网络分析。2001年，美国一家著名的it公司改变了管理方式，并请伯特教授研究公司创新能力下降的原因。他选择了相对孤立的供应链管理部门作为研究对象。伯特让400多名经理想出自己的想法来改善他们的业务，然后让两位新领导分别打分。他还要求经理们报告他们经常与谁讨论业务问题，以便获得他们直接讨论网络的数据。

经过复杂的统计分析，伯特发现，如果一个经理的讨论网络只包括他自己部门的人，而这些人经常直接相互讨论业务，那么这个经理的想法基本上毫无价值，两个领导直接把它们扔进废纸篓，甚至连1分的资格都没有。原因是这些想法过于拘泥于部门业务细节的改善和维护，对公司的整体战略转型没有贡献。但是如果一个经理讨论到这个网络包括了他自己部门之外的人，他就更有可能想出好主意。

根据结构社会学的理论假设，人们通常喜欢与自己相似的人交往，即所谓的同质偏好，即所谓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样，一个群体内的同质性高于群体外和群体间的同质性。集团内部自然会有趋同的集团压力，排斥任何外来的异端邪说，并产生所谓的“回声霍尔效应”，即你叫我，我叫你，并相互加强。每个人都在一个地方思考，在一个地方努力，并且熟悉旧的常规。每个人的优点和缺点都是相似的。从长远来看，这个群体的创新能力下降了，它想不出一个好主意来改变现状。一群这样的群体聚集在一起，每个人都有很强的向心力，他们不互相交流，这导致了信息流通的失误和组织结构的差距。伯特称之为“结构洞”，并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书。如果一个经理把部门外的人作为他自己讨论网络的一员，他将为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搭建一座桥梁。这位经理成了信息中介和思想经纪人。因为他处在一个结构性的漏洞中，他拥有某种社会资本，成为一个杰出的人。因此，有意识地在组织系统中寻找结构性漏洞，主动充当信息中介和思想经纪人，是个人职业发展的重要一步。

伯特强调，能否想出好主意与智商没有多大关系:“那些人际关系跨越结构性漏洞的人能够更早地接触到各种甚至矛盾的信息，这使得他们在产生好主意方面比其他人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他们似乎有创造才能。”这种创造力并非源于深不可测的智力，而是更接近进出口业务的本质。一个群体的普通想法可能是另一个群体的创造性见解。”

你能否想出一个好主意不能取决于找到结构性漏洞和增加社会资本，但这个事实在现实中经常被忽视。与美国相比，中国互联网企业，尤其是相对成功的企业，在寻求可持续发展和战略转型时，主要依靠“回声霍尔效应”。当创始人开口时，得到了很多支持。

美国高科技公司聘请大量外部顾问资助研讨会，并高度重视并购。他们可能在理论上不理解“结构洞”这个术语，但他们实际上是在增加新思想和新观念的来源，并打破已经僵化和死亡的内部结构。这对渴望颠覆性和革命性创新的公司尤为重要。为了获得好的想法，我们必须首先创造好的想法产生的土壤。这对中国网络公司来说尤其值得考虑。

作者是互联网上的资深评论员